2015-05-25 16:26:30
多年以来，人们已经习惯了这个外表温和且从不咄咄逼人的“铁娘子”以其果断、审慎和冷静的形象处理一切与德国相关的国际问题，进而不断维系和提升德国的国际形象与政治影响力。
与全球所有领导人相比，德国总理默克尔刚刚度过的一个月都堪称忙碌。短短30多天，她走访了八个国家。从访问布达佩斯到突访基辅，从与普京在莫斯科的会面到两天后与奥巴马在华盛顿的会谈，再从加拿大到白俄罗斯，默克尔一直在努力降解随时可能升级的乌克兰冲突。在布鲁塞尔与欧洲盟友们讨论了越来越糟糕的希腊救助问题后，默克尔又来到日本并在那里再次提醒日本应该正面历史，因为这是赢得尊重的前提。
多年以来，人们已经习惯了这个外表温和且从不咄咄逼人的“铁娘子”以其果断、审慎和冷静的形象处理一切与德国相关的国际问题，进而不断维系和提升德国的国际形象与政治影响力。但同时，人们也越来越感觉到，在纷杂多扰的欧洲，默克尔纵横捭阖的空间越来越小;在日渐狭隘的德国，默克尔承受的压力却越来越大。十年前，人们还在“德国的欧洲”与“欧洲的德国”两个定位之间争论不休;但转眼之间，一切似乎就回到了遥远的从前。
炒金如何赚钱专家免费指导银行黄金白银TD开户指南银行黄金白银模拟交易软件集金号桌面行情报价工具
博弈，才是欧洲的主题。
欧洲的博弈
十年前，德国还在疲于应对统一留下的烂摊子，高企的通货膨胀和狭小的财政空间几乎摧毁了这个国家。但转瞬之间，恢复活力的德国就通过多年的坚持证明高薪酬国家在高端制造业领域能够取得成功，这与美国一直倡导并确实展现出的情况完全相反。德国没有经历产业结构的“空心化”，其近年来不断倡导的工业4.0还证明，这个国家在高端制造业的领先已经非常可观。
这份成绩单的取得与德国人对自身的严格要求密不可分。德国在很早以前就对本国公共财政进行了修复——财政赤字仅占GDP的1%，公共开支在GDP中所占比例也远低于欧洲平均水平，债券收益率同样保持在历史最低水平上。这主要归功于由前总理施罗德(Gerhard Schr?de)在2003年主导推行的“2010年议程”改革。正是通过这一系列改革，德国多项劳动力市场规则得以放宽。
当然，这一成绩的取得也有历史原因。德国在19世纪兴起了一些从事专业化制造并专注于细分领域的中小型企业集群，这些被德国人称为“隐形冠军”的中小企业有着非常强大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因此从新兴市场对高质量工业品和消费品的需求中获利。这种模式又让工人在管理方面获得发言权并促进了结构改革与降低薪酬，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能被视为一次管理学革命。最后，德国的学徒制度和职业培训体系覆盖了350多个行业，这帮助德国大幅降低了青年人的失业率。
德国人从这段历史中获得了自信，它们相信自己的模式和这种模式缔造的经济奇迹也适用于其他国家，但事实显然并非如此。例如，德国的劳资关系在降低薪酬的同时损害了股东的利益，这在英国等强调资本利得的国家没有土壤;相对制造业而言，占本国GDP三分之二的服务业仍欠发达，德国金融业的盈利能力相对较低并有过投资不良外国资产的记录;第三，德国的人口前景也不容乐观——其本地人口急剧萎缩且迅速老化，移民在这里又不能受到像美国那样的欢迎;最重要的是，德国重紧缩而轻成长、重储蓄而轻支出、重外需而轻内需，这种自我克制的哲学在很多情况下是具有破坏性的：它不但降低了德国人的生活水平，而且为欧元区的其他国家也带来了灾难——即便是曾经作为欧洲经济双核之一的法国，在欧盟一体化的过程中也完败于德国。
过去几年，欧元区没有任何国家能与德国相提并论，甚至连法国都成了德国辉煌经济成就的背景，“欧猪五国”( PIIGS)及其他债务国与债权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更压缩了政策空间。所有人都知道，一旦紧缩政策受打击、不成熟的救助计划仍在持续，欧元区又无法建立一体化的财政和金融系统，欧元的覆灭就在所难免，而这正是德国人最不希望发生的，因为那意味着理想的破灭。
德国的难处则在于，他们认为那些债务国并不值得救助，但若不施援手，欧元又将面临终结。很多德国人之所以反对部分债务共同化，是因为他们相信欧元不可能仅因为这一措施就继续留存。最重要的是，默克尔还有一个更大胆的策略：一方面，她认为德国只有坚持财政紧缩政策并立场坚定地拒绝救援债务国，欧元区的结构性改革才能变成现实;另一方面，欧元区金融风暴若果真爆发，德国可以迅速采取措施挽救大局，债务危机绝对不会像瘟疫一样传遍今天的欧洲。
但现在看来，默克尔的设想有些一厢情愿。因为阻碍欧洲一体化的不只是现实经济的不平衡，还有沉重历史包袱带来的猜忌与质疑。对于梦想而言，后者的危害甚至远在前者之上。
历史的羁绊
自1871年德意志帝国建立起，欧洲局势和格局就深受德国的影响。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上半期，由于德国奉行争霸欧洲的扩张侵略战略，先后挑起两次世界大战并使欧洲山河破碎、民穷国贫，欧洲加速走向衰落，持续几百年傲居世界经济和政治中心的霸主地位也逐渐被大西洋(600558股吧)彼岸的美国取代。也是因为这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阴影，欧洲与德国之间始终有一段心结未能打开。
1989年柏林墙倒塌时，畏惧、阻挠德国统一的不是后来被批判得体无完肤的苏联，而是同在欧洲的法国和英国。在这两个国家看来，统一后的德国不仅将正式摆脱战败国的地位，而且其领土还会因此扩大三分之一，人口增至接近英意之和，黄金储备遥居欧洲之首，马克更会成为仅次于美元的世界第二大储备货币，这种好似“放虎归山”的做法怎会令欧共体其他成员国放下心来?
因此，在德国统一后，欧洲国家立即签署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这些国家希望用成立欧洲联盟的方式，把统一后的德国拴在一体化的“马车”上。但未料，按照马克模式塑造的欧元区完全变成了德国化的区域货币联盟——价格稳定成为央行政策的惟一目标，德国制造因此获得了巨大的竞争优势。到欧债危机爆发的2008年，德国60%的贸易顺差都来自欧元区。这种令人惊叹的繁荣与稳定，自然而然地把德国推向了区域领导者的角色。这更加激起了人们的不安。
当社会党人奥朗德当选法国新总统后，这种对强大德国的忧虑情绪在法国抬头。当时，奥朗德在克服欧债危机的战略方针上显示出与默克尔严重的分歧，奥朗德提出一系列与德国相异的主张，从建议重新谈判“财政契约”到反对过分紧缩政策并强调只有刺激经济增长才能摆脱欧债危机等。法国新总统内政外交纲领性主张的转向，甚至超过了英国唱反调搞摩擦的严重程度。
甚至德国自身也是问题的一部分。德国是欧洲一体化最主要的倡导者和最坚定的支持者，但代季的更迭已让当代德国人的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与他们的前辈相比，战后出生的年轻人的生活轨迹已经截然不同，他们的思维方式、认知判断和价值理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代人缺乏历史对比视野，没有历史包袱，却也因此缺乏对战争惨痛历史的感性认识，因而也就对一体化的表现出时常性的冷漠、厌倦、迷茫和不信任。结果，这些人反而成了德国成就自身的羁绊。在K?rber基金会一项针对德国外交政策的民意调查中，仅有37%的受访者希望德国“承担更多的责任，更积极地参与解决国际危机和冲突”。与之相对，持坚决反对意见的比例高达60%。
在某种程度上，未来的德国正表现出与今天的欧洲其他地区相似的特征。两年前的大选上，默克尔领导的基民盟大获全胜，社会民主党的票数也有显著增加，只有绿党和自由民主党大败而归。其中原因貌似复杂，实则简单：绿党要求增税，自由民主党要求削减福利，社会民主党在维护福利的同时回避了是否增税问题，基民盟则在承诺减税的同时回避了是否削减福利的问题。
这一幕是否似曾相识?不错，曾经的西班牙、希腊等国皆是如此。因此，当默克尔为救助希腊和挽救欧元殚精竭虑时，过半数的德国人正在用民族主义绑架默克尔和整整几代德国人共同的理想。他们毫无顾忌地表达着对德国马克的怀念，否认德国对其他国家负有“道德责任”，他们试图告诉默克尔“处在核心地位的不应该是欧洲人的共同命运，而应该是国家利益的平衡”。
无奈的妥协
很多人都看到了德国的强大并希望这个国家担负更重要的角色，波兰前外长西科尔斯基(Radoslaw Sikorski)就说“比起崛起和强大，我们更惧怕德国的不作为”。与之相对，德国的领袖们则在淡化这种形象，“显然很多伙伴希望看到更为积极的德国外交政策，并对我们有很高的期望，”施泰因迈尔(Frank-Walter Steinmeier)说，“但有些时候，这些期望实在过高。”
但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默克尔不可能不考虑民意，也不可能不据此调整战略。她学会了寻找盟友：在面对乌克兰问题时，默克尔拉上了法国总统奥朗德;在应对欧债危机时，她又积极争取其他成员国的支持。其次，她几乎放弃了武力：2011年，德国明确表示不支持其盟军在利比亚的军事行动;在对抗“伊斯兰国”(IS)的斗争中，德国没有派兵;在解决乌克兰危机的过程中，默克尔又再次明确强调德国坚决排除运送武器或任何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与英国、法国等国家相比，德国的国防预算不多。2014年，其国防预算仅为320亿欧元 (约合440亿美元)，这一数字大约相当于当年德国GDP的1.3%。事实上，德国一直避免在国际事务中使用武力，这也是德国拥有良好国际形象的重要原因之一。两德统一后，德国仅在有限范内投入了两场战争——科索沃战争和阿富汗战争。而且在这两场战争中，德国仅作为成员国支援北约。
默克尔似乎将捍卫德国的任务概括为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确保国家的安全稳定和繁荣必须建立在拥有一个公正、和平、有弹性的国际秩序基础上，积极应对世界的变化、新势力的崛起，支持联合国这样的国际机构发挥作用，制定积极的外交政策，投资建设完善的国际机构和国际法体系。其次，维护好与美国、俄罗斯、中国等重要国家的关系，因为这些国家可以在不同方面和程度上给予德国关键的支持和帮助。最后，德国明确了解欧盟可以从一个强大的德国受益，而一个强大的欧盟不但能让德国的历史阴影得以适量消散，还能增强德国在历史舞台上的权重。
在上述目标基础上，具体政策还有很多回旋的余地，这就像施泰因迈尔所说的那样，“在低效的外交交涉与强势的军事干预之间，外交政策还有很多种工具”。至于外界那些“过高的期望”，对于今天的德国而言更像一些遥远的梦想。毕竟在两德统一25年之后，德国究竟应该而且可以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什么角色，仍然是一个足以让思想深邃的德国陷入其中不能自拔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