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权危机？欧洲危机？全球危机！三次希腊退欧背后真相

　　根据IMF的预测，欧元区经济相对美国的颓势还将在2016-2019年延续。

　　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说过：“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他一定想不到，2500年后，他的后人还将面对第三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的境遇。

　　这条河流，就是退欧的河流，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关于希腊退出欧元区的热议就曾有过两次高潮，第一次是在2010年初，第二次是在2011年下半年，这两次希腊退欧风波都是“雷声大、雨点小”，不仅希腊没有离开，而且欧元区还在持续扩大。

　　正因为如此，市场也普遍认为，在2015年初再度兴起的第三波希腊退欧热潮，也会同前两次一样，不会带来任何改变。

　　也就是说，即便2015年1月25日提前举行的大选中，反对党左翼联盟Syriza赢得大选，其反紧缩的叛逆论调也不会导致欧元区的破裂。

　　实事求是地说，2015年希腊退欧的绝对概率的确不大，因为无论对于希腊、德法还是整个欧洲来说，退出成本始终很大且渐次递增。但这并不意味着，2015年这第三轮希腊退欧风波和前两次完全一样。

　　实际上，世易时移，现在的希腊已经不是彼时的希腊，现在的欧洲更不是2010年和2011年时的欧洲，欧洲的经济基本面和内部趋势结构已经发生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则让欧洲的政治氛围变得大为不同。

　　面对第三次出现的希腊退欧问题，德国和希腊的选择已经不像前两次那样唯一、那样笃定。

　　那么，这第三次出现的希腊退欧风波，究竟有何不同？

　　分析这个问题，需要跳出纯粹经济分析的框架，因为欧洲一体化的问题，从来就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和国际关系问题。

　　正如哈佛大学教授莫伊西在其著作《情感地缘政治学》里所强调的，主导欧洲分分合合的，是两种地缘情感，一种是希望，即以德国大国梦想为核心的整体崛起希望，另一种是恐惧，即夹杂着各种历史元素的恐惧，包含对身份认同缺失的恐惧，对德国民族主义苏醒的恐惧，对战争历史重演的恐惧等等。

　　金融危机爆发后，希望越来越小，恐惧越来越大，这恰是欧洲一体化踉跄前行，整个欧洲同床异梦却又不敢分手的根本原因。

　　希望是简单的，恐惧却是复杂的。“恐惧不仅是一种情感，而且是一种多面的事实”。时间会冲淡或加深一些和另一些恐惧情绪，这正是第三次希腊退欧有别于前两次的地方。

　　从希腊的角度看，其在欧洲感同身受，并在自身体内不断发酵的地缘恐惧情感，正在发生五种变化，这些变化让其选择比前两次更加扑朔迷离。

　　其一，对经济混乱的恐惧在减弱。

　　希腊诗人欧里庇德斯有句名言：“一个曾经处在危险之中的人，当他走出危险，忘记恐惧的时候，有时他也忘记了自己的承诺”。

　　就希腊而言，对于危机可谓“曾经沧海难为水”，2010-2013年，希腊实际GDP年均萎缩5.72%，而1980-2009年，希腊经济年均实现了1.9%的增长，经历过如此惨痛的长期衰退，希腊对退欧带来的任何短期经济灾难可能都不那么恐惧了。

　　更重要的是，希腊正在走出危险：2014年经济增长预估值为0.6%，近7年来首度正增长，IMF预测的2015-2019年的增长均值高达3.4%；2015年，希腊人均GDP也有望实现2008年以来的首次回升，达到2.23万美元；希腊的财政赤字率则有望从2009年最高的15.65%降至2015年的2%以下。

　　和前两次不同，2015年的希腊是有经济复苏基础的，走出了危险，就更有实力去和欧洲权贵斡旋，更有底气对欧元区说不。

　　其二，对通缩效应的恐惧在增强。

　　通货紧缩一直是悬在欧洲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现在，这把剑终于掉落下来。

　　2014年12月，欧元区HICP（调和CPI）同比增幅降至-0.2%，进入绝对通缩区间，并连续15个月低于1%。至于希腊，自2013年3月至今，就一直处于绝对通缩状态，HICP同比增幅连续为负。

　　而前两次希腊退欧风波期间，欧元区通胀率均为正值。

　　从温和通胀到绝对通缩的转变，对于债务危机中的国家而言，意义格外重大。通缩会自然加大债务的实际负担，这意味着，通缩状态下，债权国削减债务的激励非常小，而债务国的债务压力不断加大。

　　通缩对债务结构的再改造，势必将恶化欧洲博弈氛围，降低核心国家向边缘国家进行资源转移的可能，加大债务风险，并最终抬升希腊脱离体系的概率。

　　其三，对德国势微的恐惧在摇摆。

　　欧洲一体化持续推进的一个必要要素是，德国始终强大。

　　一方面，对战争历史重演的恐惧，实际上推动了始于1950年煤钢共同体条约的欧洲一体化本身，也就是说，德国越强大，欧元区存在的必要性就越强；另一方面，一个强大的德国是欧洲一体化的粘合剂，也就是说，德国越强大，欧洲一体化的推进就越稳定。

　　但值得注意的是，和2010、2011年不一样，2014年以来的德国经济并没有表现出一贯的、具有独立性的强劲，2014年第二和第三季度，德国实际GDP季环比增长年率仅为-0.3%和0.3%，徘徊在停滞甚至衰退边缘；2014年前三季度，德国经济增长分别落后同期希腊经济增长率0.2、1.7和2.7个百分点，而此前18个季度，德国经济增速高于希腊平均7.92个百分点。

　　这表明，德国的经济权威和领导力正在潜在削弱。

　　德国势微，既降低了欧洲国家对德国民族主义复兴这一长期可能威胁的恐惧，又增加了各成员国对区域稳定丧失的恐惧，两种变化实际上都加大了欧元区破裂的可能性。

　　其四，对欧洲没落的恐惧在深化。

　　莫伊西教授在其著作里提出了一个非常犀利的结论：“即便欧洲以及世界走出大萧条的阴影，欧洲的未来似乎仍然只是稳步的衰落”。

　　事实上，和2012年以来强势再崛起的美国经济相比，欧洲经济正在不断滑向失落的深渊，2006-2008年，欧元区经济增速还一度连续高于美国，但随后2009-2014年，欧元区经济增速始终落后美国，2015年欧元区经济增速预估值落后美国1.74个百分点，落后幅度较2014年上升0.42个百分点。

　　而根据IMF的预测，欧元区经济相对美国的颓势还将在2016-2019年延续。

　　欧洲不仅是一个经济区，也是一个民族结构区，一旦对经济没落的恐惧日益加剧，民族结构的冲突就可能逐渐变成主题，这将加大欧洲走向分裂的可能。

　　其五，对陷于被动的恐惧在抬升。

　　自危机以来，一种对欧元区的疏远感已经在欧洲的各成员国之间蔓延，南欧国家尤其如此。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霍华德?威亚尔达主编《全球化时代的欧洲政治》中所言：“1500以来的大部分年代里，南欧一直处在欧洲核心地区的边缘”。

　　与2010和2011年不同的是，2015年，这种感觉更加浓烈，英国和西班牙都将于年内进行大选，虽然概率不大，但退出欧洲一体化都会变成这两个国家的可能选择。

　　假设欧洲一体化必然会出现多个裂痕，那么，第一个退出的国家将有可能只受一次“阵痛”。也就是说，其他国家退出可能性的加大，实际上也增加了希腊对失去主动的恐惧，进而加大了希腊做出激进选择的可能。

　　总之，正如莫伊西教授所言：“随着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经济不稳定和全球不信任危机的蔓延，恐惧感已经在欧洲人思维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而欧洲经济局势的改变也让这种恐惧氛围发生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