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2-25 11:41:55
改革开放40年以来，以前近乎静止的社会突然加速变迁。现代化和体制变革双重转型让中国社会经历了从计划到市场、从集中到分散、从一元到多元、从固定到流动和从封闭到开放的变革。
而这些变革，打破了此前单一的两个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一个阶层（知识分子阶层）的格局。曾经简单的社会格子，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融。格子里有人扶摇直上、有人原地踏步、有人则被卷入滚滚泥沙，又凝结成新的层级，且愈发复杂。
对社会中人们的分层，我们有一个更加温和的词，称之为“阶层”。
一
40年的高速发展，如同一把梳子，把中国社会划成不同的阶层。梳齿的划动，可能始于1978年的小岗村、老三届大学生、80年代的乡镇企业、1992年的下海潮、1999年的互联网创业或者2012年的移动互联网兴起[1]。但无论社会如何变迁、产业如何升级、分层如何复杂，那把梳子却始终如一，即一个人拥有多少组织（权力）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技术）资源[2]。
1978年以前，人们还生活在大锅饭模式中，平均主义如石磨般碾平了人们的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虽然沉寂，却在默默集聚力量。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经济资源改变阶层的能力迅速展现，它和前两种资源一起，成为撬动板结社会结构的巨大力量。
1999年，中国社会的结构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社科院的陆学艺教授带领团队开始了“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三年后形成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按照占有三种资源的多少，陆教授团队提出了“十大社会阶层”，这一成果至今仍是许多研究的基础，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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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陆老先生的排序能发现两个问题：第一，分层基本是按职业划分的；第二，三种资源也有层次。
职业对阶层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再细分，就是行业带来的差异。十年前的金融，三、四年前的互联网，如今的集成电路，哪一个都妥妥地碾压机械、生物行业，更不用提那些连名字都被遗忘的行业。“入错行”可能是一个人踏入社会后影响阶层的第一步。
对于资源的排序，从表中可以很容易看出：组织资源排第一，文化资源和经济资源并列第二。组织资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文化资源涉及教育、技能、知识等环节，是几乎唯一通过个人努力能够把握的资源。经济既是三种资源之一，也可以看做前二者资源拥有程度的结果之一。
因此，若做粗略的划分，通过经济资源占有程度，可以相对定量划分每个人所处的阶层。
二
一个人的经济资源，主要看资产和收入。资产可以简单看做收入长时间的积分结果，对于特定的短时间段，收入则更好衡量每个人的经济水平。
统计口径上，收入的衡量标准就是人均可支配收入，它包括了工资、房租、股票、理财等等所有可自由支配的收入，是衡量一个居民占有经济资源水平比较权威的数据。
《大江大河2》收官的时候，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20年的全国居民五等份可支配收入分组数据。2020年，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0294元，中间偏高收入组为41172元，中间收入组为26249元，中间偏下收入组为16443元，低收入组为7869元。整体中位数为27540元，比2019年增长3.8%。
人均可支配收入是以家庭为单位计入的，按一个标准的3口之家，夫妻二人工作养育一个没有收入的孩子，那么国人的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41310元。这意味着，月收入超过3443元，就能超过50%的国人。
按此划分，虽然一目了然，但显然颗粒度不够细。比高收入高的，有资源巨富，也有互联网新贵；比低收入低的，有现实版《山海情》里的老少边穷，也有城镇里被忽略的UP主。
先来看低收入群体。2020年5月28日，总理在接受媒体采访中表示，“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仅1000元”，惊掉了大家的下巴。数据怎么来的呢？6月15日，国家统计局给出了官方解答：低收入组和中间偏下收入组共40%家庭户对应的人口为6.1亿人，年人均收入为11485元，月人均收入近1000元。根据当年五等分分组数据的低40%收入组数据，这里的月人均收入1000元应该仍是可支配收入。值得注意的是，40%的人口应该是5.6亿人，说明40%的低收入家庭人口偏多，而收入偏低。
清华大学李强教授曾分析，我国的社会经济地位结构是底层占总量绝大多数的倒丁字形[3]。这丁字的一横，占比63%，其中超过90%都是农民。他在书中写道：“倒丁字形社会结构反映的是中国城乡分野的现实，也就是说，农村人口构成倒丁字形结构的一横，是巨大的处在下面的社会阶层，而城市人口更多是构成倒丁字形结构的一竖的社会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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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底，网络上开始流传一张收入统计表，把人们分为了9个大阶层，36个小阶层。按照著名社会学家Mr.Fachai的认知，基本靠谱，并按照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幅（4.7%）做了调整，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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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先前计算的月收入中位数3443元，对应到表里，在此线下，大约占了劳动人口的70%，和统计局中位数有出入，但这基本和李强教授的63%人口构成的“一横”基本吻合。
城市也不只有诗和远方，还有眼前的苟且。这根又细又长的“竖”，恰恰说明了分层之多。城市发展就业岗位多、职业划分细、各类资源齐备，因此更具多样性，人们有更多的机会去改变自己的阶层。然而，Mr.Fachai发现，城市里人们的收入并不如人们想象中的多。
2020年，北京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名全国第二，为69434元，是全国均值的2.5倍。即便如此，算到个人头上，月收入也仅为8680元。事实上，截止2019年，全国农村常住人口为5.5亿人，占人口比例约40%，与70%和63%的低收入人群比例有较大的断层。这意味着低收入人群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城市。北京不止有后厂村码农和金融街精英，还有城市里的产业工人、小商贩、看守人员与三和大神。
根据德勤2019年的调查[4]，该年中国3607家A股上市企业的CXO级高管的薪酬中位数是47-70万元。这可比广大人民群众的想象低了不少。如果加上股权激励，收入中位数大约在100-150万元。即便如此，也不过处在中产的中层。
话说回来，你在哪个阶层，在表中一目了然。
三
过去的40年，是一个不断上升奋进的时代。制度、思想的转轨，让曾经一穷二白的简单社会出现了诸多空白。从家庭联产承包、恢复高考、市场经济复苏、价格双轨制到互联网经济、房产增值，无一不是产生了许多断层和空档。而填补这些空白，就意味着人生的跃迁。而如今，随着社会的成熟和信息的流通，这样的机会显然越来越少。
表中9个阶层，每跨越一个阶层，收入水平基本要翻一番。对于低收入群体，看似绝对值较低，收入翻番相对容易。但由于其占有的资源少，翻番并非易事。在高处的阶层，收入翻番似乎更难。但由于其资源占有丰富，实际增长反倒相对容易。
处在顶尖的“资产阶级”人群，不超过全部人口的0.8%。根据招商银行的统计，到2019年月日均总资产在50万元及以上的客户有264.77万，在招行所有客户里的比例大约是1.84%，但他们的存款占了所有客户的81.2%。“二八定律”中的“二”已经不是20%，而是2%。这种趋势在如今货币放水，资产增值的时代只会加剧。胡润在今年的财富报告中指出：亿元人民币资产“超高净值家庭”由75%的企业主、15%的炒房者和10%的职业股民构成[5]。
相比向上承担的风险，多数人更追求稳定，即保持现有的阶层。而保持则更多的要求确定性。普通家庭为什么在教育上投入巨大，甚至造成了严重的内卷，就是因为教育是相对投入和回报成正比的确定事件。但如今教育也在分层，这并不是很多人说的造成社会分层的原因，而是结果。
跨越和保持，是千百年来人们对于阶层的根本追求，每个人都希望在维持现有阶层不滑落的情况下，尽可能向上跨越阶层的河流。
可这又谈何容易。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到流水线工人，从系统里的外卖小哥到写字楼里的搬砖白领，即便收入增加，很难说服自己跨越了阶层。而城市里的中产，每天活在晋级、医疗、养老、教育中的焦虑中，看着手里的现金不断贬值，也很难说自己保持了阶层。
阶层，意味着分化。分化不单单是收入，也有组织和文化。收入最直观且易量化，但其他资源的地位显然在阶层中更加隐性和重要。弥合分化，显然不仅仅是缩小收入差距。
对于普通人，认清自己的位置、认识自己、努力向上很重要。但全社会认可、理解和尊重显得更加不可或缺。在这条路上，每一个人，都有很长的路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