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清平乐》热播至今,评论两极化的态势,后宫戏份掺杂着古偶言情元素,不过《清平乐》“高级”质感的,除了考究的服化道之外,宋仁宗朝一众名臣的集体亮相功不可没:晏殊、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苏舜钦、司马光、苏轼、苏辙……他们被网友戏称为“默写并背诵全文天团“,是为一部难得落实在一个真实朝代、有史实支撑的“正剧向”历史剧。
提起“皇帝”二字,我们就能想到那高高在上的威严,举手投足间的霸气。想起那句“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无奈与惧怕。可独独有那么一位皇帝,就连给心爱的妃子加薪都不能,这又为何?千古仁君—宋仁宗赵祯,12岁即位,23岁亲政。赵祯是宋朝第四位天子,公元1022年登基,在位42年,是两宋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他天性仁爱宽容,政治清明简缓,国家繁荣发展。仁宗优容厚待士大夫,崇尚文教,促进了刚毅正直士风的养成。但始终无法解决冗官冗兵以及边患问题,庆历新政半途而废,为继任者留下了祸根。
亲政之后,赵祯十分勤政、俭朴 深受人民爱戴
亲政之后,赵祯十分勤政、俭朴,每天退朝之后,一一批阅所有关于国计民生的奏折,丝毫不敢自我放松。日常用餐不欲珍馐美味,穿衣服都是用普通的布料制成,经过多次洗涤,宫女们都偷笑。吃饭时发现食器之中有虫子,掩盖着不让人知道,怕有人因此获罪。赵祯对吕夷简说:“我告诉你宫中的事,并非想大家知道,我嫌恶沽名钓誉之举。”
在国家大政方面,对内不断减轻徭役赋税,赈济灾民;对外谨守澶渊盟约,继续保持与契丹的友好关系,不轻启战端。
周世宗柴荣曾下令征收河北的盐税,违反者立即处死。河北父老跪在路边哭诉严刑峻法,请求将盐税分摊到日常税务中,而放松禁令。周世宗同意实行,盐钱制度延续到宋朝。财政部不知道此事,提议征收河北沧州、滨州的盐税,赵祯说:“要老百姓一下子就食用昂贵的盐,并非我意。”御史张方平进谏说:“重复征盐税会大大加重百姓负担。现在契丹人贩私盐行动非常猖獗,征税后,公盐价格更贵,契丹私盐卖得更好,朝廷受怨而契丹获利。禁止契丹私盐,非动武不可,盐税能补军费之用吗?”
赵祯感到事态严重,想马上叫宰相罢去盐税法。张方平认为,盐税法虽然尚未制定,但河北百姓家家知道,皇帝应当直接以手谕诏告免除盐税,不应从有关部门传出消息。赵祯大喜,命令他撰写手诏传示河北。河北百姓扶老携幼,出迎手诏,自发做了七天的佛会报答圣恩。
契丹使者来拜见皇帝,住在馆驿,正好遇上日食。富弼曾出使契丹,对其风俗人情有深刻认识。他认为天有异象,不宜宴乐,请求不宴请使者,赐给简单的饮食即可。宰相宋庠反对。富弼说:“如果契丹罢宴撤乐,会使朝廷蒙羞。”宋朝出使契丹的人回来,说契丹见到日食,果然罢宴撤乐。失礼于外国,赵祯深深感到后悔。后来,契丹王去世,赵祯下令停止办公七天,京城、河北禁止音乐七天,并亲自举哀。以礼乐标准来对待外族,不卑不亢,显示了仁君的气度。
在教育方面,崇尚儒术,亲贤人远小人。赵祯尊崇孔子,雅好儒家经典,汲取历代兴亡教训,作为治国的要道。祭祀孔子时,有关官员说按礼仪标准,严肃地作揖即可,赵祯却特地拜了两拜。赐给孔子46代孙、汝州龙兴县处士孔旼布帛,资助其生活。至和二年,下诏封孔子后裔孔宗愿为衍圣公,令其得以世袭,自此成为定例,绵延千年。大学者胡瑗精通礼乐,行动合于古礼,特诏更定雅乐,聘为国子监主讲教授,推崇备至。对以儒术作为进阶的小人,则远斥之。林瑀号称精于易学,推算说:“皇帝您应的是《需》卦之象,主饮食游玩,应该大办宴会、巡游天下,国家就会大治。”赵祯大惊,从此疏远林瑀。
在统战方面,注意收揽前朝皇族的人心,示天下以宽宏大量。赵祯下诏,录唐李氏、周柴氏、晋石氏、南唐后主李煜、吴王钱镠、蜀王孟昶、南平王高季兴等先朝皇帝的后裔入仕为官。提拔唐李氏、周柴氏亲属官职,免除徭役,赐钱一万。宣布前代帝王后裔,在宋朝任八品以下官职的,其祖父母、父母、妻子所犯流放以下之罪,可以以钱来赎;未曾在宋朝为官,而曾经受过朝廷赏赐的,不犯凶恶大罪也可以钱赎罪。按儒家的说法,是“兴灭国,继绝世”,保存历代帝皇的荣光,示天下以公心,非至仁者不能做到。
赵祯提拔韩琦、富弼、范仲淹三人为相 实施庆历新政
庆历四年,赵祯提拔韩琦、富弼、范仲淹三人为相,着手准备改革。钱穆在《国史大纲》中认为,宋王室在危机面前主动要求变革,显示出巨大的勇气。改革进程中,赵祯显得非常焦躁,每次召见三人时,都必定要求马上提出改革方案,要天下立致太平。范仲淹私下对人说:“皇帝对我可谓优厚之极,但事情有缓急,革除多年的积弊,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赵祯继续颁下手诏:“朝野上下都认为你们是国家人才,我寄予厚望,希望范仲淹、富弼你们不要回避,尽快拟定改革方案,陈列献上。”督察得很急。
天章阁是宋室陈列供奉先皇画像、遗墨、御集的地方,有着神圣的意义。赵祯打开天章阁,召见范仲淹、富弼,赐座,赐纸笔,命两人立即上奏当世急务。宋初宰相地位下降,不能像汉唐那样与皇帝坐而论道。赵祯如此举动,自认为是天大的恩赐,将振兴国家的责任丢给臣子。二人感到压力巨大,不敢就座,仓皇告退。范仲淹穷尽心力,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写成《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改革纲领:一是明黜陟,二是抑侥幸,三是精贡举,四是择官长,五是均公田,六是厚农桑,七是修武备,八是减徭役,九是覃恩信,十是重命令。前四条是人才选拨政策,第五、六、八条是经济政策,第七条是军事政策,第九、十条是提高行政效率政策。新政在皇帝直接干预之下,得以全面推动。
然后,欧阳修敏锐地意识到,范、富二人可能会受到攻击,上书给皇帝打预防针:“当今君臣同心协力,是难得的局面。范仲淹等人定会承受小人的怨恨,陛下应当尽力支持、信任他们,拒绝听信谗言。”然而,新政规模阔大,行之过急,各方面利益纠缠不清。一时之间,心存侥幸之徒大肆造谣,朋党之论大兴。
赵祯毕竟身居天子至尊之位,需要一些人揣摩、迎合自己的意思。范仲淹笃信儒学,刚正不阿,行事但求合乎道义、无愧于心,并没过多考虑皇帝的感受。他曾经得罪宰相吕夷简,被贬到饶州。后来,吕夷简得知皇帝有意重用范,便请求特别加以提拔。赵祯因此认为吕是厚道的长者,要范表示感谢,冰释前嫌。范仲淹断然拒绝,说:“我曾经讨论的,都是国家大事,与吕没有私人过节。”
君臣之间的嫌隙,是观念、思想的不同,皇权不可以无限妥协,需要奉承逢迎;以天下为己任、从道不从君的士大夫需要更多的政治自由。双方始终貌合神离,不能对国家大事进行充分、自由的讨论,找不到改革平衡点。范仲淹对此体会很深,很有危惧之感。淮南匪徒作乱,高邮守将晁仲约估计抵挡不住攻击,要郡中富豪献出金银,杀牛备酒,向匪徒送上厚礼。匪徒高兴,绕行而过,不侵害高邮百姓。朝廷得知,要诛杀晁仲约以正法纪。范仲淹想为其开脱,富弼则以为非杀不可。二人在皇帝面前争论,最终赵祯听从范仲淹的主张。退朝后,范仲淹对富弼说:“宋朝开国以来,未曾轻易诛杀大臣,是天大的好事。同僚之间,哪里还有像我与您这般深厚的情谊?此事皇帝没有明确表态,我们如果轻率引导他杀戳大臣,他日杀得兴起,我和你不一定能自保。”富弼不以为然,后来从河北回京,被拒在城门外。他猜测不到皇帝的用意,安危未卜,整夜彷徨不已,叹息说:“范六丈,圣人也!”
一年多之后,范仲淹、富弼终于抵挡不住不小人的疯狂攻击,相继求外任,赵祯无可奈何,批准他们离开京城,庆历新政至此偃旗息鼓。然而,范仲淹身上刚毅正直的品格,希望向“古贤人”看齐的人生境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深刻影响着有宋一代的士人。
















































